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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里的函授学习印记——方永乐

作者:校友总会 发布时间:2012-02-19 11:05:00

 特殊年代里的函授学习印记

方永乐

        1975年初秋的一天,村党支部副书记秦大哥走了5里多的山路找到了正在生产队果园里劳动的我,高兴地告诉我,明天到区里听课,参加辽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开办的函授学习。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963年初秋,已经八周岁但却长得又矮又小、面黄肌瘦的我,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布书包,走进了旅顺口区水师营公社西沟小学的课堂,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但好景不长,到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人们像得了精神病一样,到处乱打乱砸,给人剪阴阳头,绞人裤腿,开批斗会,到处乱喊乱叫“造反有理”,连小学课本也被烧掉了。刚刚尝到了一点点学习乐趣的我,立刻就无学可上了。

        到了1970年秋天,在社会上混了三年多,成天砍柴、搂草、捡粪或干点刨地、浇水等农活的我,又糊里糊涂地随大流上了中学(大连市第62中学)。虽然是一所农村中学,但很多老师却都是科班出身,大部分是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当时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在思想上是属于被改造对象,所以一些老师虽然家安在城里,但也被分配到农村中学锻炼改造,同样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学校领导都是当地农民干部)。在这些科班老师的教育下,我的学习如鱼得水,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还是语文、历史、政治,所有课程(现在看来,有很多“左”的错误的内容)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学习成绩也很好,绝对是班级学习尖子,并且担任学习委员。可惜好景又不长,到了1973年,社会上又开始搞运动了,批判孔老夫子了(当时称作孔老二),闹闹哄哄,也不正经上课了,到1974年夏天,中学就算毕业了。因为父母都是农民,我别无选择,只能回村里“修理地球”了。沮丧、悲观、绝望,充斥着我的头脑。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推荐”上大学,又因为没有门路而不得不退避三舍。

        所以当时听到可以念书的通知,我真是高兴极了。尽管不发文凭,但总算又有书念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走了十几里路,到旅顺口区革委会办公大楼二楼大会议室上课(后来成为旅顺口区政府办公楼,遗憾的是前几年被拆掉了)。和我同时参加学习的有四十多人,大都是和我一样来自旅顺农村的回乡青年,大家都怀着对知识的渴望,认认真真地来学习。当时规定学习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唯有学习导师的经典在政治上是最为保险的。尽管每次来学习往返都要走将近30里路,但那时年轻,学习劲头特别足。授课老师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倪占元老师。倪老师看上去近五十岁了,慈眉善目,给人一种非常亲切和蔼的感觉。讲课时,倪老师手里只拿着几张卡片,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嗓音洪亮,抑扬顿挫,很吸引人。抽象的理论,经过倪老师的讲解,就变得通俗易懂了。只可惜,这次函授学习仅仅坚持了二个多月,到初冬的时候就停办了,因为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了。

        尽管这次函授学习时间很短,但对我一生的影响却相当的大。这次学习使我在苦闷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迷茫中树立起学习的目标。从此以后,我开始了自学,养成了看书学习的好习惯,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文化荒芜的年代,尽管设有区图书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书可读),但因为我只是一个撸锄头把的农民,没有资格办理借书证。所以,我只能在劳作之余,到四里八乡走街串户,托朋友到处打听谁家有书,想方设法借来阅读。到1976年秋天,我又争取到辽宁大学历史系进修的机会,系统地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知识,并参加了由辽大历史系七四级同学组成的辽东半岛甲午战争史口碑调查活动。到1977年冬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高考,并以旅顺口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到辽宁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非常荣幸地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回首往昔,许多事情如过眼烟云,都忘掉了,唯独三十七年前艰难岁月中的那个秋天,那曾经点燃我心中希望之火的难能可贵的一次函授学习时光,化作了如诗如画的曼妙记忆,仍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简介:方永乐,男,1955年出生,现任中共大连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调研处处长。)